一、有关太白楼的诗句

1.关于济宁太白楼的诗句

关于济宁太白楼的诗句 1.描写太白楼的好句子

1、夜上戍楼看太白（唐·王维·《横吹曲辞陇头吟》）

2、夜上戍楼看太白（唐·王维·《横吹曲辞·陇头吟》）

3、暮醉新州太白楼（宋·王奕·《新州枕上有感二首》）

4、人登太白楼（现代·老舍·《登太白楼》）

5、楼中星斗连太白（宋·邹登龙·《关山月》）

6、太白楼前雨乍收（宋·吕定·《赴京》）

7、太白楼前风猎猎（明·王问·《樊司马草堂雪霁歌》）

8、云残太白楼（明·顾璘·《八月十三夜与文济时范质甫城西泛舟达秦淮》）

太白楼建在三丈八尺高的城墙上，坐北朝南，十间两层，斗拱飞檐，雄伟壮观，系古楼阁式建筑。上有李白塑像，碑碣林立，楼门向西，环以围墙。600多年来，由于长年失修和历次战争，遭到一定破坏。解放初在原址上重建。现在太白搂仍坐北朝南，面宽7间，东西长80米，南北进深13米，高15米，楼体为两层重檐歇山式建筑，青砖灰瓦，朱栏游廊环绕，占地4000多千方米。二层檐下高悬一楷书匾额，上书“太白搂”三字。四周院内，松柏掩映，花木扶疏，方砖铺地，花墙环绕，台阶曲折，古朴典雅。楼上正厅北壁上方镶有明代人所书“诗酒英豪”四个大字石刻，字体丰硕，道劲豪放；下嵌着李白、杜甫、贺知章全身阴线镌刻的“三公画像石”，李白居中，杜甫在左，贺知章在右，线条流畅，体态浪漫，风流典雅。北墙上还镶嵌着两副对联，引人注目。一联是罗振玉所书：

把酒临风看带郭

千家何处青山留谢朓

登高望远指布帆

一片当年春水别汪伦

另一联是王以敏写的：

青天骑白龙我欲因之梦吴越

长风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一楼正厅中间还有一尊李白半身雕像，上方横匾“诗仙醉圣”，两边对联是“豪饮吐万丈长虹，醉吻涸三江之水”。四周墙壁上书有李白生平介绍。二楼大厅现为书画展览。楼的游廊和院内有《李白任城县厅壁记》和唐朝以来历代文人墨客的赞词诗赋及乾隆皇帝《登太白搂》等刻石碑碣40余块，还有珍贵的李白手书“壮观”斗字方碑。楼内藏有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醉书的《清平调》三首狂草横轴和乾隆时期曲阜的孔继涑摹李白笔迹刻石《送贺八归越》诗贴，还陈列有明代祝允鸣于书的杜甫《饮中八仙歌》长卷。另外还有历代名家编撰的李白集和文章，以及当代著名书画家的数十幅作品。

登上今天的太白楼，俯瞰新建太白小区仿古建筑群，古朴典雅，玲珑剔透；玉带桥南北跨越古运河，与新建居民小区连为一体。改造后的河南岸街更是一处靓丽的人文景观，酒楼餐馆，济宁名吃，比比皆是。太白楼广场彩砖铺地，古运河畔长廊曲折，游人络绎不绝，老人对弈，童稚游戏，实为人们休闲之佳地。中国特色商业街——秀水城依河而建，店铺林立、商品荟萃、客商云集，再现当年繁荣。夜幕降临，更是灯火辉煌，吸引着人们流连忘返。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祯《雨中登太白楼》诗曰：

开元陈迹去悠悠，犹有城南旧酒楼。

吴语曾呼狂太白，洛阳何必董糟丘。

龟凫缥缈当窗出，汶泗苍茫绕槛流。

眼底无人具宾主，任城烟雨可怜秋。

2.李白在太白楼写的哪首诗

一、李白在太白楼写的——《寄东鲁二稚子？。

二、附原文如下：

寄东鲁二稚子

唐.李白

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

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

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

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

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

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

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

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

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

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

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

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

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

译文：

吴地的桑叶已经绿了，吴地的蚕儿已经蜕了三次皮。

我家远在东鲁，时值春耕，有谁在帮我耕种那龟山北面的田地呢？

看来春天的农活是赶不回去帮忙了，我现在正过着往来江上、漂泊不定的生活。

南风吹起我的思归之心，飞落在酒楼前面。

楼东边的那株桃树，枝叶十分繁盛了吧。

这棵树是我亲手种下的，那时亲手栽培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桃树现在应该和楼一样高了，可是我还不能踏上归途。

我那娇美的女儿啊，小字叫平阳，手攀着花枝依靠在桃树边。

拿着花却看不到我，眼泪像流淌的泉水喷涌而出。

小儿子名叫伯禽，也和姐姐并肩站着。

两人一起在桃树下走动，又有谁抚摸着他们的背疼爱他们呢？

思念着他们令我心烦意乱，肝肠好像整日在油锅里煎熬一般。

撕开白绢写完我在远方对你们的思念之情，我便来到汶水边。

三、创作背景：

《寄东鲁二稚子》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游览金陵（今南京）时因思念东鲁兖州（今山东济宁）家中的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而创作的诗篇。此诗形同一封家书，语言朴素，笔触细腻，由眼前景，遥及寄居东鲁的儿女，感情真挚，充满关爱，抒发了浓烈而真切的儿女亲情。

四、李白简介：

李白（701年-762年），汉族，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关于其出生地有多种说法，《旧唐书·李白传》记载，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另有说法是其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江油市青莲乡），或者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5岁随父迁至剑南道之绵州（巴西郡）昌隆县（712年更名为昌明县。

李白父亲名叫李客，李白育二子（伯禽、天然）一女（平阳）。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当涂，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

3.与济宁市有关的诗词

与济宁市泗水县有关的诗词有《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与济宁市兖州区有关的诗词有《登兖州城楼》，与济宁市任城区有关的诗词有《赠任城卢主簿》，与济宁市金乡县有关的诗词有《金乡张氏园亭》。

1、《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唐·杜甫

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

译文：

我们夜里在梁园饮酒起舞，春季则在泗水纵情吟唱。

虽然才华超群却无用武之地，虽然道德崇高却无人理解。

2、《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唐·李白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译文：

离痛饮后大醉而别还有几日，我们登临遍附近的山池楼台。

什么时候在石门山前的路上，重新有我们在那里畅饮开怀？

漾漾的秋波摇荡在眼前泗水，熠熠的海色映亮了远山徂徕。

我们就如飞蓬一样各自飘远，且来个淋漓痛快饮尽手中杯！

3、《登兖州城楼》唐·杜甫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

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

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

译文：

我在来到兖州看望我父亲的日子里，初次登上城楼放眼远眺。

飘浮的白云连接着东海和泰山，一马平川的原野直入青州和徐州。

秦始皇的石碑像一座高高的山峰屹立在这里，鲁恭王修的灵光殿只剩下一片荒芜的城池。

我从来就有怀古伤感之情，在城楼上远眺，独自徘徊，心中十分感慨。

4、《赠任城卢主簿》唐·李白

海鸟知天风，窜身鲁门东。临觞不能饮，矫翼思凌空。

钟鼓不为乐，烟霜谁与同。归飞未忍去，流泪谢鸳鸿。

译文：

海鸟感知大风的到来，飞到鲁国都城东门外避风。面对杯中的酒，却无心畅饮，挥着翅膀渴望在天空翱翔。

祭祀的钟鼓也不能让它开心，烟霭霜雾能与谁相共。不忍心就这样归去，只能以泪愧谢贤德友朋。

5、《金乡张氏园亭》宋·石延年

亭馆连城敌谢家，四时园色斗明霞。

窗迎西渭封侯竹，地接东陵隐士瓜。

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

纵游会约无留事，醉待参横月落斜。

译文：

亭台楼馆，连绵不断，与城相接，规模超过了东晋的谢家；园中四季如春，百花斗妍，如云似霞。

推开小窗，迎面是一大片修竹，苍翠欲滴；踱出园门，毗邻有一大块瓜田，景色如画。

禽鸟相亲相近，你呼我答；满树的繁花相续，香气弥漫，清幽淡雅。

我尽情地游赏着园中的美景，无牵无挂；喝醉了酒，等待着月亮西落，参星横斜。

4.雨中登太白楼>属不属于山东省名胜古迹的诗词

属于山东济宁太白楼坐落在济宁市城区古运河北岸，济宁百货大楼东临。

太白楼原是唐代贺兰氏经营的酒楼。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大诗人李白与夫人许氏及女儿平阳由湖北安陆迁居任城（济宁），“其居在酒楼前”，每天至此饮酒消遣，挥洒文字，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

贺兰氏酒楼也因李白经常光顾而名声大振，生意兴隆。自唐咸通二年（861年），吴兴人沈光敬慕李白，登贺兰氏酒楼观光，为该楼篆书“太白酒楼”匾额，并作《李翰林酒楼记》，从此贺兰氏酒楼便改为“太白酒楼”而闻名于世。

宋、金、元时期均对酒楼依貌整修。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济宁左卫指挥使狄崇在重建“太白酒楼”时，以“谪仙”寓意，依原楼样式，移迁于南城墙上，并将“酒”字去掉，名为“太白楼”，后于明、清、民国间进行了数十次较大的重修。

今太白楼是1952年人民政府拨专款在旧城墙上重建的。重建后的太白楼连同台基，共占地4000平方米，楼体为两层，重檐歇山式样，砖木结构，二层檐下正中悬扇形“太白楼”楷书阴刻匾额。

楼上正厅北壁上方镶有明代诗人所书“诗酒英豪”大字石匾，下嵌着李白、杜甫、贺知章全身阴刻“三公画像石”，游廊和院内有《李白任城厅壁记》、唐代以来文人墨客的赞词、诗赋，及乾隆皇帝《登太白楼》等碑碣60余块。有罕见的李白手书“壮观”斗字方碑。

1987年，济宁市在太白楼建立李白纪念馆。王阳明《李白祠二首》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至采石矶凭吊李白古迹，写下《太白楼赋》一篇，吊李白祠诗二首，其五言诗如下：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

竹深荒旧径，藓合失残碑。云雨罗文藻，溪泉系梦思。

老僧殊未解，犹自索题诗。谪仙栖隐地，千载尚高风。

云散九峰雨，岩飞百丈虹。寺僧传旧事，词客吊遗踪。

回首苍茫外，青山感慨中。

5.李白题太白楼的对联是：

太白楼在中国一共有四处，与李白最为密切的是济宁太白楼。李白在济宁生活二十余年，日日在太白楼上饮酒赋诗，李白在此得到玄宗皇帝的征召，受到玄宗皇帝的赐还后又归于此。

李白在太白楼上写下了许多诗篇，但没有为太白楼作过诗作和楹联，至少后人是没有听说、看到。

明洪武年间，太白楼有过一次搬迁，现在的太白楼已经不是原址了，上面倒是有不少后人对李白缅怀的对联，摘录如下：

其一

谪仙乃已往，诗人偶尔濡毫，遂传作千秋韵事

在我亦将来，过客侧身怀古，冀保存一线文波

作者是杨毓泗，济宁人，清光绪甲辰（1904）科赐进士出身，翰林院侍读。

其二

青天骑白龙，我欲因之梦吴越、

长风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这副楹联镶嵌在太白楼北墙的东面，是武陵人王以敏集太白诗句的楹联。

其三

把酒临风，看带郭千家，何处青山留谢眺

登高望远，指布帆一片，当年春水别汪伦

这幅楹联镶嵌在太白楼墙的东面，济宁知州王鹿泉编撰，罗振玉篆书。

其四

蓬莱文章建安骨

青莲居士谪仙人

此联为采石太白楼后李白祠正厅两侧木柱上所镌刻楹联，亦系集李白诗句而成。

其五

谢宣城何许人？只凭江上五言诗，教先生低首；

韩荆州差解事，肯借阶前盈尺地，使国士扬眉

此联为采石太白楼主楼一楼两旁抱柱上所镌的金字楹联，原系清代吴鼒撰，后由安徽省著名书法家葛介屏重书。

其六

有句思谪仙，争看炉火照天地；

此山腾傲气，岂惮鼻息吹虹霓。

此联为太白楼二层“李白纪念堂”横匾两侧楹联，系赵朴初先生自撰自书。

其他还有好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感兴趣可以自己搜索一下。而李白亲题太白楼的对联确实是没有。

二、清朝是什么原因越来越走向灭亡

清朝皇帝怎么丢掉江山的?清朝皇帝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从道光到光绪(乃至宣统)，都在身不由己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把祖传的家产分批分批地送进当铺里——只取回了几张可耻的票据。曾经富甲一方的大清王朝，仿佛一夜之间，变得命比纸薄。辛亥革命拿小手指一捅，就破了。自咸丰始，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敌于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擅长料理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内务——导致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况愈下，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最终还是人民的觉悟推动清王朝走向灭亡。

清代的皇帝，大多喜欢狩猎。跟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也是靠“弯弓射大雕”而白手起家的——传说他最初创业的本钱仅为私藏的十三副刀甲。若按阶级划分，他无疑属于猎户出身，朝伏夜出，捕杀野兔山鸡之类去城里卖，养家糊口。估计在那个时代，貂皮鹿茸灵芝草，就已是“东北三件宝”了。然而此人偏偏有一颗不安分的心，率领一大群穿着虎皮短袄的“解珍解宝”《冰浒传》里的猎户兄弟)，游走于白山黑水之间，不仅打猎，而且打仗，凭借武力统一了满洲诸部落，进而跟长城内的大明帝国“叫板”，有取而代之壮志。就像让野生动物与圈养动物相互厮杀，自古即实行井田制的中原农耕民族，哪里是打虎上山的八旗兵马的对手呢?鹿死谁手是明摆着的。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仗着兵强马壮的优势，爱新觉罗们终于冲进山海关。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明降将吴三桂，无疑充当了鹰犬的角色，引导着有备而来的狩猎者占领北京城，并且一鼓气打到了南方的边疆。由盛京(沈阳)移鼎北京的顺治小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允许其把“狗窝”盖在云南——总算捞到几根骨头啃一啃。

真正的赢家是努尔哈赤的后裔。打到了一头足以令老前辈欣慰甚至嫉妒的猎物：大明的皇天后土。虽然此举近似于乘人之危的“偷猎”。鹬蚌相争(李闯王进京逼死崇祯帝)，渔翁得利也。

按道理讲，衣食无忧、富贵尽享的真命天子，已无需操刀挽弓去猎食。康熙却不这么想，仍苦练骑射的技法。在宫墙御苑内打靶犹嫌不过瘾，还在热河的原始森林设立“木兰围场”——莫非为了训练野外生存的能力?只能说，他不甘心让锁链般的长城束缚住骨子里遗传的野性。据史书记载：康熙每年立秋之后都要远赴热河狩猎近一个月，一生共参加四十八次之多。看来他对木兰围场之依恋，丝毫不亚于对精雕玉琢的紫禁城的感情。那是他精神上的故乡，那是他磨砺意志与体力的行宫。康熙天生是个彻底的行动主义者：不管狩猎抑或执政，都迷信速度与力量。甚至在初出茅庐时，就铲除强大的政敌鳌拜，随即又屠杀了吴三桂这父辈的鹰犬。对于真正的猎人来说，鹰犬是多余的。

在无仗可打的时候，康熙只能把过剩的精力用于打猎。当他脱下臃肿的龙袍、换上紧身的铠甲——一马当先冲入深山老林，肯定暂时忘掉自己是个皇帝，忘掉身后尾随的庞大的卫队(近万人)，而现出猎手的原形与本性。眼前只有莽莽的群山、遒劲的树木、一掠而过的鸟兽，吸引着他全部的注意力。或许曾有一闪念：即使从此真的做个平凡的猎户，也会很快活的。野地里射虎，和政坛上逐鹿，快感相似。都可以满足血液里的征服欲。从客观上来讲，已成定律的秋狩，对其麾下的八旗官兵亦是另一种性质的操练：不仅要保持弓马之强劲，更要发扬尚武之精神。在这方面，皇上本人即是最好的榜样。

既然人类中已无对手，政治上已无劲敌，唯我独尊的康熙大帝(中国历史上能称作大帝的君王屈指可数)，意犹未尽地把目标转向毒蛇猛兽——简直在跟大自然较劲。1719年，他对自己的业余爱好做了一番总结：“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并且沾沾自喜于这绝妙的乐趣，“朕于一日之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我视之为一位和平年代的帝王特殊的“述职报告”，不是在炫耀政绩，而是逐一清点狩猎的战果。这份血淋淋的清单，若让当代的“环保”人士看了，会心疼不已：难怪虎豹熊狼都成了珍稀动物一它们的危机早在清朝就开始了。在破坏生态环境方面，康熙之残暴，似乎并不亚于杀人如麻的希特勒?可惜彼时，没有谁敢罚皇帝的款，或追究其刑事责任。

好在康熙无师自通地懂一点生态平衡的知识，逐年轮换狩猎区域。也亏得木兰围场面积大，珍禽异兽总算有喘息之机，才不至于断子绝孙。否则治国有方的康熙，堪称荼害生灵的刽子手了，功过相抵，毁誉交加。

作为神射手康熙之子孙，雍正与乾隆，皆精于弓马。尤其乾隆，是好战分子，东征西伐，打得很过瘾。自诩为“十全武功”(刻碑后供奉于避暑山庄)。与人战之余，也与天地战——继承了“木兰秋狩”的传统，厉兵秣马，捕虎射雕，一轮又一轮地“大扫荡”。他去热河行宫的次数比康熙还多，估计“成绩单”也并不逊色。乾隆的爱好甚至更广泛：不仅频繁在塞上游猎，还热中于乘龙舟下江南。这最尊贵的“渔翁”，兴高采烈地亨小调，往返于运河沿岸，垂钓风景，垂钓诗画，垂钓美食——包括垂钓形形色色的美人鱼。他的风流韵事可太多了。游戏山水也游戏人生。

我还知道道光的枪法很了得!嘉庆十八年(1815年)，皇帝去热河行宫避暑，天理教起义军乘虚而入，攻打紫禁城。在太监的内应下，兵分两路：由西华门潜至隆宗门，由东华门攻入内廷景运门——直至由通道登上五凤楼，居高临下地与御林军交火。其时诸皇子正在宫中读书，听到枪声后都很惊慌，唯独道光保持镇定，率领几个小兄弟取出鸟枪去养心殿抢占有利地形。偏偏内廷军械库的值班太监手忙脚乱，没有找到铅丸。迫在眉睫，道光反应很快，让在场者将衣服上的铜纽扣全揪下来，混入火药中代替铅丸。当起义军翻墙而入时，道光开枪击中两人，其余皇子又射伤第三人，打得对方抬不起头来，只好改变偷袭皇帝寝宫养心殿、劫持人质的作战计划。道光凭着一把铜扣子作弹药，一直坚守到增援部队赶来。

嘉庆皇帝原本不欣赏这位貌不出众的皇次子，曾惩罚他到内廷“打扫处”接受劳动改造，跟小太监一起擦窗户扫地。可道光在此事变中的表现，使父皇刮目相看：临危不乱，智勇双全，可治理江山也。于是道光被“破格提拔”为皇位继承人。神枪手道光，尚是皇子时，恐怕就接受过“军训”了。否则不至于如此熟练地使用火器。他平日打靶的成绩一定也很不错。

道光承袭帝位(也算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一如既往地喜欢玩枪，喜欢打猎。他晚年时，与其父皇一样为选择接班人的问题而伤脑筋，颇费踌躇：“欲付大，犹未决，令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忻获禽最多。文（咸丰)未发一矢，问之，对日：‘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日：‘此真帝者之言!”’[清史稿·杜受田]以聚猎比武的方式来辨别儿子们之高下，本无可厚非。只不过作为裁判的父亲，暗自拟定的是另一种比赛规划：并非比枪法、比武力、比战利品，而是比人心之善恶。因此，猎物颇丰的恭王奕新反而落选了，怀抱着一杆道具般的空枪的咸丰却脱颖而出。

咸丰考虑到春季鸟兽正在生儿育女，不忍杀伐，破坏其家庭和美乃至生态平衡。他是一位生活在童话世界里的皇子，一位最老的“绿党”——肯定很讨后世之绿色和平组织欢心与褒奖。当今之濒危动物，若有良知、若能读懂历史的话，应该会感激这“大善人”的恩情。可惜，若以帝王必须具备的霸气来衡量，咸则失之于迂腐了。政治毕竟不同于“环保”，治国平天下，光有肠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侠骨、雄心、铁腕。上下五千年，凡是挫败诸侯、开疆拓土的君主，又有哪一位是省油的灯、是心慈手钦之辈?哪一位不是在累累白骨中立而不倒的?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成吉思汗，基本上都是马上皇帝，靠火与剑建功立业的。

道光自己就是在平叛中崭露头角的，偏偏器重咸丰这样的“慈善家”，器重一个另类。真不可思议!莫非他本人，已被太平盛世麻痹了神经、削弱了斗志?难道忘记了：书生造反，十年不成—一让其守业也不见得会有多好的结果。若以不杀生为优点，适宜做和尚。烧香拜佛，与保家卫国，是不同的概念。毕竟，世界已非尧舜禹的时代，不进取则落伍。群在那次南苑校猎中，弹无虚发的恭亲王奕新，倒还真是个人物。众人皆知他与咸丰少年时同房修文习武，而才华略胜一筹。他好强斗胜的血性，却不受父皇青睐。嫌其太生猛、太逞能了?

道光不以实力、而以道德选拔人才，犯了主观化的错误。他的一念之差，导致大清国运的衰竭：亦步亦趋地走进一条无路可退的死胡同。中国近代史上的耻辱，道光首先是要负责的。他不仅于1842年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而且选错了接班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治国确非咸丰的强项，他更适合做“农林牧富渔业部长”，抑或组建绿色和平组织，却不擅长扩充武备，抵御外敌。徒具“妇人之仁”，哪里能斗过强盗的逻辑?他在任期间，北京首次沦陷于跨海而来的西洋人之手，真是丢尽了脸。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冲进安定门——从此安定门再也不安定了。咸丰本人吓得屁滚尿流，到承德避风头。以前的清帝去避暑山庄，都为了打猎，为了耀武扬威；咸丰此次十足是在逃难，把祖传的围场当作最后的避难所了。真是绝妙的讽刺!咸丰肯定没心思秋狩了，他自己俨然已成别人追击的猎物。惹不起，总能躲得起吧。可躲也不是办法。咸丰在承德躲了将近一年，既不好意思面对先帝们的手迹与丰碑，又无颜见江东父老——肯定如坐针毡、进退两难。大病一场，索性躲到地狱里去了。

咸丰生前连个蚂蚁都不舍得踩死。可他的敌人，“焚烧淫掠，备极残酷”，毫不手软地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价值连城的圆明园。菩萨心肠管什么用?甚至无力为自己的子民提供必要的佑护。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善良的人是可欺的，怯懦的人是可耻的。

说咸丰是清朝的败家子并不为过。在洋枪洋炮面前，他拱手献出了都城，并退避三舍。逃跑主义与投降主义，就是由其开始的。狩猎者的家族，已生疏了弓马，竞争能力大大地退化了，任人宰割。从此，西方列强的铁蹄在华夏版图上横冲直撞，恣意地围猎。

就像道光选错了接班人，咸丰还有个失误：娶错了老婆。他该纳慈禧为妃的。慈禧把老公的棺材从承德抬回北京后，就发生祥政变，由此垂帘听政达四十八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阴盛衰的境地，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尴尬：不断地赔款，不断地割地，不断地签署卖身契(不平等条约)。慈禧不思振作国防，反而把本购置坚船利炮的海军军费挪用来盖别墅(颐和园)了。这个女人瞎搀和的结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在中南海饮马，在太和殿里跳华尔兹……

我偶尔会作无用的假设：继承道光衣钵的若非咸丰，而是身不凡的恭亲王奕忻一一那么历史是否要改写了?即使不能说国家的命运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叶赫那拉氏恐怕就没有机会在舞台上亮相了，更难以成为一个动乱时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后的晚清，至今仍是国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十个手指不可能一样长。奕忻与咸丰虽为兄弟，却具有不同个性——从南苑校猎各自的表现就能看出来：咸丰偏重于仁其实是个庸人)，奕忻倾向于勇(倒是可造才)。一山不容二虎，咸丰上台以后，奕忻只好低眉顺眼地跑跑龙套——以免把新帝比下去了。即使这样，咸丰对其仍加以提防与排挤。杨义先生曾将这哥俩比作萁豆相煎的曹丕与曹植，可见奕忻的日子是很熬的：“曹植借诗泄愤，成为旷世诗伯。恭亲王却把诗情倾注于林苑，使他的花园成为砖瓦木石堆叠成的沉默的诗了。”奕忻是道光第六子，因而什刹海西岸前海西街17号的恭亲王府，俗称六爷府”。这位有经韬伟略而无法施展的王爷，在空旷的花园里采菊、饮酒，也一样备感压抑吧?

咸丰去承德避祸，却把擦屁股的事交给恭亲王，令其留守京城“主持抚局”。这是一盘很难收拾的残棋，连皇帝都下不了的，只好委托自己的兄弟充当替罪羊，跟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讨价还价，赔笑脸、求情。“这是个置之死地的‘差事’。和谈破裂，背城一战，奕新只能‘殉社稷’。和谈成功，背上个丧权辱国的罪名，既‘隗对祖宗’，‘亦无颜于人世’。可是奕新居然‘不辱使命’，不佃‘妥善’地处理了‘抚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职和洋人拉上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控制了北京地区。”(引自方彪著《北京简史》)奕新作了咸丰的“人体盾牌”，抵挡腥风血雨。然而这“小六子”确实有几分指挥才能与外交手腕，总算把一团乱麻理出了头绪。

恭亲王本是挽弓当挽强的世袭贵族，有射天狼之豪情。不得不屈尊与豺狼谈判，赔礼道歉，委曲求全。想一想，真是够为难他的。若将奕忻比作中流砥柱，有点夸张了；但他毕竟努力发挥着能屈能伸、能开能合的外交家风度，以应付祸从天降的激变。不容易啊。

奕忻的硬骨头，后来体现在敢与慈禧太后相对抗。慈禧有一宠臣，欲从紫禁城正门出去办事，门官不允许，称其违背祖训(此门是皇帝本人进出的御道)，双方就争吵起来。慈禧偏袒自己的走狗，要奕新和刑部处死一点不给面子的门官。奕忻严词拒绝。慈禧很下不来台：“你算老几?敢顶撞我?”奕忻不服软：“我是恭亲王。”慈禧威胁：“我撤了你的王爵!”奕忻不惧：“你撤得了我王爷的称号，可改不了我是先皇韵六儿子的身份!”言下之意是你算老几，反过来把慈禧给难住了。看来奕忻的本性是不畏权贵的耿直之人，傲气十足。

假如十九世纪的大清帝国，由这样的人当家的话，估计情况会好一些。

然而历史从来没有第二种选择。自咸丰始，清朝的皇帝彻底丧失了猎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御敌于马上，救民于水火，又不擅长料理财政、工商、科技等诸多内务——导致中国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况愈下，频频遭受列强的欺凌。咸丰之后，同治与光绪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汉，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被一个太婆玩弄、操纵于股掌。尤其光绪，虽曾想谋取改革、以摆脱“母虎似的婶娘”(林语堂语)，可几个回合就给打趴下了。连一个女人都斗不过，又如何统治四方、降龙伏虎呢?他眼睁睁地瞧着心爱的珍妃被“老佛爷”派人推进井里，却无力解救——活得真够窝囊的。

至于末代的宣统小皇帝(溥仪)，更是扶不上马的“阿斗”。他三岁时被推上龙椅，看着满朝文武，嗷嗷大哭，吓得尿裤子了。哪像是有能力担起整个国家的帝王?最终还是人民的觉悟推动清王朝走向灭亡。

河北遵化马兰峪的东陵，和易县永宁山下的西陵，分别安葬着清代的九位皇帝。光绪的崇陵，是其中的最后一座——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座帝陵。因为末代皇帝宣统登台仅三年出头就被迫退位(故称“废帝”)，葬送了大清王朝。况且，溥仪去世时的身份是平民，已无再造皇陵的可能。清陵是以光绪的崇陵画上句号的。

出北京城，走读东、西陵，等于是在读清史，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程。皇帝们终于像恐龙一样绝种了。清代距今天尚不足百年，但在观众的心理上——已遥远如侏罗纪了。清陵，离你我最近的一座侏罗纪公园。

读这部化石版的清史，可对其盛衰一目了然。道光的慕陵，恰恰是其间的分水岭：大清帝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标志。康雍乾诸具有豪华装修、富可敌国的陵寝，真正称得上气象万千。从道光开始，在料理后事方面则显得小气多了。慕陵的规模就有所压裁撤了华表、石像生(石人石兽)、明楼等装饰性建筑，并且没神功碑。清朝有制：凡丢失国之寸土者，皆不得立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鸦片战争失败而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开赔款割地之先例。也是断不好意思给自己树碑的——该如何书写那耻辱的一笔?常言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偏偏是有大过的，犯了丢失国土的错误。一位失职的皇帝，厚着脸皮给自己立功德碑，无异于扇自己耳光。

况且，“政策”也不允许。有违先祖订立的家法国法。

道光就这样红着脸躺在不完整的陵墓里。我想他一定盼望着自己的后代早日收复失地，早日弥补罪过。否则，他会睡得很不踏实的。死后照样噩梦不断。

慕陵的名称，系道光生前细加斟酌选定的，取仰慕列祖列宗功德之意。对先帝们创业守业的丰功伟绩(譬如乾隆的“十全武功)，他确实只有仰慕的份儿。不仅仅仰慕，他还应该抱愧呢。愧对祖先。

不只是道光一个人羡慕。此后的咸丰、同治、光绪，同样只有羡慕的份儿。同样愧对祖宗打下的基业。羡慕的程度与惭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甚于道光。

与道光相比，他们赔的款更多了，割的地更多了。直至输得精光。

所以，他们的陵墓，同样没有大碑亭、石像生——权当自己惩罚自己吧。地下的死者，羞于谈论自己的功过，只好让墓碑缺席。

看来这些龙子龙孙挺守规矩的。

没守住江山，光守住规矩有什么用?

他们不仅愧对祖先，更愧对后人。

即使无规可循，也是需要惭愧的。眼睁睁看着山河破碎、版图缺损却无计可施，纵然“土遁”了，也无法逃避千夫万民的谴责。这张脸该往哪里搁?圣德神功碑该往哪里搁?

还是老老实实地在九泉之下多写出几份检讨书吧。闭门思讨去吧。

玉碎月蚀，民族的自尊与信心从指缝里溜走——光是忏悔有什么用?一个又一个，红着脸走了，哑口无言地走了。怎么一比一个还不争气呢?皇冠与权杖像接力棒一样传递着，而懦弱屈辱也在传递着。

走读东、西陵，走读清史，越读越不是滋味。从慕陵开始，江日下，风雨飘摇，光荣与梦想逐渐为耻辱所代替。

话又说回来，大清的创业者们是无愧的——甚至是伟大的。仅在开疆拓土中发挥了最大的能量、为后人提供了叹为观止遗产，更重要的，是树立了精神的信条：丢失国之寸土，即大罪错也!

我不知道在大清以前，还有哪一个朝代，订立过如此严格的戒律——明文规定丢失国土者，死后配享有圣德神功碑。简直带有罪不可贺、死有余辜的意思。

我宁愿将之视为清朝的创举。开国者居安思危，对后代不放心，才会留下这意味深长的遗嘱：要保护好我流汗滴血积累的遗产，稍有差池，即为不肖子孙也!这是对败家子的警告。

若更早点产生，若更加锋利——如达摩克斯之剑高悬，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是否可能减少若干误国亡国的昏君?

总之，应该有一些制约昏庸帝王的东西(譬如报应，譬如祖训)，以免其无所顾忌地挥霍、腐化乃至割让况且，爱新觉罗氏的家规，虽使道光以下诸帝死后无碑(毕竟还有葬身之地)，并没有阻挡住国力衰竭、国土沦丧的命运。

从道光开始，到了光绪那里——虽有寸土必争之心，苦无寸土必争之力。以《中英南京条约》为先导，相继有《中俄瑷珲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协议，为日暮途穷的晚清缝补了一件腐朽的尸衣。从道光到光绪(乃至宣统)，都在身不由己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把祖传的家产分批分批地送进当铺里——只取回了几张可耻的票据。曾经富甲一方的大清王朝，仿佛一夜之间，变得命比纸薄。辛亥革命拿小手指一捅，就破了。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走读东、西陵，走读化石版的清史，我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最后垮掉了的王朝。垮掉了的，最后的王朝哟!

清室奉行的诸多规矩，迥异于前朝。你说它是族规也可以，说它是家法也可以——都带有鲜明的特色。能够看出，最初的“立法者”很动了一番脑筋的。这些代表着最高意志的“祖制”，基本上都雷打不动地得以贯彻。譬如我前面说过的：帝陵是否可建立圣德神功碑，绝对是有条件的。是跟该君主的政绩“挂钩”的——不容失寸土，就像不容白玉有微瑕。道光因鸦片战争落败，丢了香港——哪怕香港在当时不过一弹丸之地，足以让道光羞辱不堪、死不瞑目了。

清取代明，从宏观的体制方面，袭用了前朝之衣钵。本来是件很省心省力的事情。打江山的人却不满足，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细节上又谋求变革，企望制度能更完善。且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点子。

最具创新意识并且与国家命运、皇族命运休戚相关的．要数立以贤的帝位继承法。

明朝执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谁先出生谁就是最佳人选一有一种论资排辈、听天由命的意思。表面上似乎容易减免是非，却有后患：不是当皇帝的料，偏偏当上了皇帝；而在才能方出类拔萃者，却不见得有入选的资格。所以，明帝(共十余位)中颇多昏庸之辈，祸国殃民。恐怕正是因为吸取前车之鉴，清朝选立皇储的比赛规则修改了：摒弃了辈分的因素，以才取胜、为贤是取——这样对每一个皇子来说，则显得公平多了。机会面人人平等，关键看你的才学武艺是否脱俗超群。而对国家的发来说，则更保险一些：毕竟，皇储是经过严格的筛选与客观的考验的，非等闲之辈所能企及。

清之先祖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崛起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比中原王朝要更富于竞争意识乃至忧患意识，也更重视领袖作用。两军交战勇者胜——如果主帅既无勇又无谋，大家跟着吃亏。所谓立储，等于是在选择民族的领头羊，一点也虎不得。“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必须具备方位感、判断力及指挥才能，才不至于把众生之船划进漩涡里去。一旦触礁或搁后悔莫及——还不如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

紫禁城里的皇子们，都要接受精密的综合素质教育。有德高望重的大学士担任教师爷，“逐日讲经史，以扩充圣聪，庶于古今乱兴衰之道，可以详细陈说，而圣德日增其高深。”譬如同治六岁就上学了，启蒙老师是翰林院编修李鸿藻。继位后，两宫太后又特意为这个小皇帝聘请了李鸿章、翁心存及礼部和工部的两位上书，担任弘德殿授读的师傅。

滁了学习书本知识，还必须“军训”：骑马射箭，飞刀舞剑，甚至操练火器。难怪道光哥儿几个在抵抗天理教袭击时，临阵不有那么好的枪法呢。

皇子们同台学艺，谁不想以优势取胜呢?不是为了考状元，是为了当皇帝——太有诱惑力了。因而加倍地勤勉。在主考官(父皇)面前，拼命显示自己新学到手的文韬武略。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就跟西方竞选总统似的，只不过是为了拉着最关键的一张选票。假如儿子们的学习成绩差不多，就够让他们的“皇阿玛”为难的。该让谁当“班干部”呢?

想当年道光一直很为难：四子奕狞(咸丰)和六子奕忻，各有千秋——如何取舍呢?他率领儿子们去南苑校猎，无形中将天地作为考场了。当然，他打的是德育、智育、体育的综合分：咸丰的武艺虽不出众，但“政治课”学得好，以仁慈之心获得了父皇青睐——国家就需要这样“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

据传道光曾考问这两位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出了一道题目：何为治国之本?在赵大力著《恭亲王奕忻》一书里，奕忻回答：“当然是国富民强，只有发展经济大业，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社稷才能安定，大清国才能稳定。”而咸丰则回答：“治国之本惟仁孝，贤德最为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若不恩济于民，抚育百姓，取信于民，则人心所向难以驾驭，若人心不轨，则难图大业。”两人说得都不错，但各有偏重。我以为奕忻的态度更务实一些。

三、恭亲王给咸丰皇帝奏报的是什么事情

咸丰时代，满清的政治格局形成一方是慈禧与奕欣领导的帝胤贵族，另一方是以肃顺为首的的宗室贵族；前者是君权的化身，后者是相权的代表。两大集团最激烈的争斗，便是咸丰帝回銮事件。因此有了“咸丰皇帝在热河得了重病不允许恭亲王见最后一面之传言”。

我认为咸丰皇帝这样做，是权力斗争平衡的需要，是为了保护恭亲王，迷惑政敌，体现了咸丰皇帝高超的政治智慧，确保了皇室是权力游戏的最大赢家。

一、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兄弟感情不容置疑

道光二十年（1840年）奕詝（咸丰皇帝）十岁时，由于生母33岁钮祜禄氏皇后过世，奕詝受静贵妃抚育。静贵妃生有三个儿子：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和皇六子奕欣。奕纲和奕继已死，静贵妃膝下只有皇六子奕欣。奕欣比奕詝小一岁。静贵妃便将失去生母的奕詝收在膝下抚育。

奕詝孝敬静贵妃如同生母，孝顺乖巧；视奕欣如同胞弟，年龄相近关系密切，兄弟感情稳定。

《道光帝行乐图》是晚清宫廷画师创作的中国画。此图为宫廷画师所绘，代表了晚清的宫廷绘画风格。此图描绘的是清道光皇帝与众皇子、公主欢聚行乐的情景，场景当为圆明园。

画中的道光皇帝气度优雅，手持鼻烟壶，坐于“澄心正性”亭中，慈祥地注视着自己的孩子玩耍。“芳润轩”亭中坐着的皇四子奕詝则是后来的咸丰皇帝，皇六子奕欣则是后来精于洋务的恭亲王，他们当时正在父亲的注视下读书。正在放风筝的皇七子奕譞、皇八子奕詥、皇九子奕譓尚还年幼，其中皇七子奕譞正是后来宣统皇帝溥仪的爷爷。而画中的两位公主，一为寿安固伦公主，道光皇帝的第四女，一为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帝的第六女。

二、咸丰皇帝遵循道光皇帝的重托善待皇族兄弟恭亲王

道光三十（1850年）年正月丁未，道光帝宣召大臣示朱笔，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欣为亲王。“恭”字就是暗示“兄友弟恭”的古训。咸丰皇帝遵循父亲的指示，一直善待信任恭亲王。恭亲王也是全力辅助同父异母的皇帝哥哥。

咸丰皇帝登基后，恭亲王奕欣确实受到了重用，皇帝首先将位于北京什刹海西岸的原乾隆朝重臣和珅的府邸赐给了他（这就是至今还保存完好的北京著名旅游景点恭王府）。然后，恭亲王又多次代替、代表咸丰皇帝举行各种祭礼。

尤其是，咸丰三年，恭亲王被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也就是进入军机处。这样，当时也不过才21岁的恭亲王奕欣就进入了清皇朝的最高层政治中心。咸丰帝居然命令恭亲王进入军机处，这不但是极大的恩典、极高的信任，而且也是极其大胆地打破了清朝的旧制。而且他既然是以亲王身份进入军机处，当然就是担任首席军机大臣。从此以后，清廷的首席军机大臣就大多为皇室宗亲，如恭亲王奕欣，以及后来的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醇亲王载沣等担任。

三、咸丰皇帝破格重用爱新觉罗·肃顺

爱新觉罗·肃顺，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子。济尔哈朗为努尔哈赤之侄。两人同为爱新觉罗后代，是非常远的亲戚关系，但肃顺的爵位是皇族中最低等的，是“闲散宗室”，而恭亲王是和硕亲王的爵位，是除了皇帝以外，最高的爵位了。

爱新觉罗·肃顺自道光中期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咸丰帝即位，擢内阁学士，兼任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

肃顺秉政后接连兴起几个大狱,如议约违旨案，顺天乡试舞弊案和户部宝钞处贪污案等，意在整顿吏治、抑制腐败；在整顿内政同时，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肃顺重用汉人和湘军将领，对西方列强则持强硬态度。肃顺深为咸丰帝信用，与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互倚重，煊赫一时。

四、恭亲王的君权集团和肃顺的相权集团的形成和对立

咸丰三年（1853），咸丰帝打破祖制，召恭亲王奕入军机行走，至咸丰五年康慈皇后丧仪事件恭亲王奕被逐出军机，两年中奕一直为首席军机大臣，参与中央枢密。而此时肃顺尚未被咸丰帝所重用。

咸丰五年，肃顺不断被咸丰帝破格提拔，授予大权，至咸丰十年八月逃往热河，这期间肃顺权倾朝野，无人能比。而此时恭亲王奕几乎赋闲在家。

两大集团最大的政治分歧是在对外关系上。肃顺的相权集团对外采取强硬态度。如肃顺在中俄《瑷珲条约》谈判过程中毫不惧怕俄国人的威胁，维护了民族尊严。这和咸丰皇帝的的政治理念一致。而恭亲王的君权集团对外采取妥协和谈态度，也是恭亲王被咸丰皇帝冷淡的重要原因。

综上不难看出分别以肃顺、奕?为核心的两大政治集团应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奕?奉命留守，肃顺尊旨随扈后逐渐形成，其组成成员也以各自的利害关系分别围绕于肃顺或者奕?的周围，使这种权力对峙最终形成。

真正使肃顺与恭亲王奕?的矛盾摩擦升级为不可调和的权力之争，是在咸丰帝北狩热河之后。咸丰北逃，留下恭亲王奕?议和。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君权集团和以肃顺为首的相权集团逐渐形成并对立。两大集团最激烈的争斗，便是咸丰帝回銮事件。

五、咸丰皇帝热河避暑山庄的回銮和改变回銮的过程

1、1860年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清军全军覆没。

1960年9月22日咸丰帝等则以北狩为名携皇后、懿贵妃等离京逃往热河避暑山庄。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联军发现清军将英法使节团多人虐待至死，遂决定报复中国之野蛮行为，及教训清朝皇室以后不得蔑视英国及法国。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清廷派奕欣为全权大臣议和，商谈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2、咸丰帝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后，时刻关注京师的消息。在英、法议和退兵之后，咸丰帝一度有回銮的打算，但是不久就打消了这一念头，此后咸丰帝又几次改变回銮的旨意。

咸丰帝八月初八日（1860年9月22日）北狩，到达热河八天之后，在奕?等的奏折上朱批：“著俟抚局已成，不致别生枝节，即加紧弛奏，以便回銮，慎之！密之！”

这时，咸丰是有回銮打算的。九月六日，咸丰帝在廷寄中又明确表示“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表示想趁冬天到来前回京。九月十八日，廷寄中口气仍然未变，“一俟该夷兵退，不再反复，朕即可回銮。”

咸丰帝一再表示要回銮，但九月二十九日，奕?、桂良、文祥、胜保四位王大臣上奏，请求咸丰帝定下回銮日期时，咸丰帝却又犹豫不决了，批示“此时尚早”。

十月一日，恭亲王奕?及留京全体王大臣上奏，恳请回銮。咸丰帝却发下上谕：“谕内阁：本年天气渐届严寒，朕拟暂缓回銮，俟明岁再降谕旨。”并同时发下由相权集团代拟的说明不回銮理由的廷寄。

在并不长的时间内，咸丰帝的决定转变如此之大，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君权集团认为是肃顺为首的相权集团的负面影响，理由是成立的。

回銮之争实质是权力之争。相权集团反对回銮固然原因种种，但主要的一条是远离京师，便于对咸丰帝的影响甚至控制。君权集团识破了相权集团的用心，因此坚决主张咸丰帝尽快回銮。这是两大集团正面冲突的开始。

六、咸丰皇帝为何不让恭亲王来到热河的原因

自咸丰五年以后，恭六退而肃六进，而且恭亲王犯下“礼仪疏略”之过时，肃顺正好任礼部侍郎。肃顺心里明白，自己是踩着恭亲王的肩膀上位的。万一咸丰顾念旧情，重新重用恭亲王，那么疏不间亲，肃顺势必要屈居恭王之下，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肃顺只有不遗余力地排挤恭亲王，才能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权位。

自从咸丰帝到达承德热河之后，肃顺与咸丰帝的关系更为接近，随侍左右。此时咸丰帝身体逐渐变坏，肃顺为了保证咸丰帝去世后自己能够掌控局面不会发生大的变动，除极力劝说咸丰帝留在热河外，必须制止恭亲王来热河。

恭亲王奕欣与文祥等人见咸丰帝迟迟不回北京，而且热河还不时传来皇帝病重的消息，十分紧张。他上奏去热河请安，要求直接与咸丰帝见面，以打破肃顺的封锁。

在1861年3月，恭亲王奕欣奏请前来热河看望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在批复中写道：“朕与恭亲王自去秋别后，倏经半截有余，时思握手面谈，稍慰仅念。惟朕近日身体违和，咳嗽未止，红痰尚有时而见，总宜静摄，庶期火不上炎。朕与汝棣萼情联，见面时回思往事，岂能无感于怀？实与病体未宜！况诸事妥协，尚无面谕之处，统俟今岁回銮后，再行详细面陈。着不必赴行在！特谕。”大意是，你我从去年秋天分别已有半年多，经常想念你，我现在生了病，你来看我，两兄弟回忆往事，动了感情，反而有碍养病。反正现在和议已成，我也没有什么指示需要当面讲的，不如今年回京城后，再详细面谈吧，你不必来热河了。

从这个批复可以看到咸丰皇帝对恭亲王的兄弟之情，同时也表达了恭亲王来到肃顺控制热河是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对肃顺集团是不完全信任的。这一点从咸丰的遗嘱中可以看到。

七、咸丰皇帝的遗嘱为恭亲王回到权力中心铺平了道路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帝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做出三个决定：一是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命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三是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

十七日清晨，咸丰帝病逝。庙号文宗，谥号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其后葬于清东陵定陵。

“同道堂”章：高8厘米，长2厘米，宽2厘米，寿山石，白文篆刻。

“御赏”章：高5厘米，长2厘米，宽1厘米，田黄石，朱文篆刻。

咸丰临终前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

咸丰皇帝知道他儿子只是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小屁孩，所以事先给他选好了八个顾命大臣，以他平日里深为信赖的爱臣肃顺为首。但对肃顺等人的信任是建立在他还活着的基础之上，咸丰皇帝想，如果他去了，保不准今天的肃顺就是下一个“鳌拜”，必须做到权力制衡。

“御赏”和“同道堂”章的诏书

于是，咸丰皇帝用“御赏”、“同道堂”两印来制衡肃顺的野心，也打通了恭亲王联手慈禧太后之路。

无论怎样，从恭亲王奕?的立场上来看，咸丰皇帝临终都未见上一面，自然是肃顺挑拨离间所致。恭亲王奕?和肃顺之间本已没什么好感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矛盾进一步升级。到咸丰帝驾崩，恭亲王奕?未列辅政八大臣，排除于权力中心之外，矛盾最终被激化。

公元1861年11月2日，恭亲王与慈禧太后联合，对肃顺集团发动了辛酉政变，夺取了实际权力